2008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已于1月8日在京闭幕，从会上传出的信息来看，公立医院改革思路已定，同时也给出空间鼓励社会资本的参与，但可以在哪些地方参与、如何参与尚未清晰，在具体方案和配套措施出台之前，资本在热切地观望。
给出空间
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透露，不久之后，新医改方案与配套政策会同时公布，其中包括:公立医院改革在内的新医改要分步骤展开，先期选择不同地方开展试点后，经过总结经验，再逐步推开。其中，公立医院改革首先要明确区域卫生规划。高强称，“我们需要多少家公立医院，有多少保留公立，有多少可以改制为民营，还有多少是需要引进社会资本的，这些都要明确”。
高强表示原来也有区域卫生规划，但执行不力。他所指的是以1996年举行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为标志的上一轮医改。当时的医改方案中，明确提出了区域卫生规划，按照区域居民的健康或卫生需求，设立医院；并且提出了医院补充机制改革，医院相对属地化管理、医院内部人事制度、劳动分配制度改革等。但遗憾的是，相应配套的文件即具体落实的政策文件没有跟上。
当天会上，高强表示，区域卫生规划现在需要拿出来重新修订，要改变公立医院过多状况，给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市场留出空间。
在上述前提下，卫生部提出医疗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对医疗机构实行全行业、属地化管理。高强表示，今后除军队医院、中央和省政府保留少数医院以及县医院以外，其他所有城市医院不分隶属关系，都要由所在市级政府实行属地化、全行业管理。
高强强调，政府要加大对医疗机构的投入，并要求医疗机构承担公共服务职能，而政府必须提供公共财政保障；同时改革医疗卫生机构创收机制，减轻群众医药负担，政府也必须提供经费保障。
高强在陈述上述改革思路中并没有详细阐明城市大型公立医院运行机制的具体内容，但比较明确地表达了农村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运行机制。例如，政府将对农村卫生和城市社区卫生机构提供公益性的经费保障。
“接下来要解决的是，如何科学核定服务数量和服务质量，核定支出标准和拨款数额，实行拨款和服务数量和质量挂钩，促其提高效率。”高强说。
对此，观察人士分析认为，此举是表明农村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运行机制为“收支两条线”。政府对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如疾控中心等负“全责”已成共识。因此，今后政府肯定是将对其实行全额预算管理。该领域下一步需要解决的是，如何防止“吃大锅饭”，这就需要明确公共卫生机构目标任务和政府的监督责任。
等待机会
“尽管新方案还在做最终定夺，但产业即将面临新一轮变化和升级的迹象已经显而易见。”业内人士表示。
据相关部门分析，有超过600亿美元的投资金额正在关注着国内生物及医药行业，在中国创投市场排在了仅次于IT业的位置。业内分析，尽管医疗改革的最终方案细节还未公布，但在整体医疗改革方向明确的背景下，已可看到社会资本将会从新的医疗改革中受益。
内地医院虽然存在医疗服务、医疗管理等繁多且复杂的问题，但也因为其改革的前景而对国际资本充满了吸引力。
“去年属于大量资本投资医药行业的正式起步阶段，接下来几年可能会步入‘高潮期’。”一位业内人士这样认为，各路资本不会在一个行业还处在“黑暗”阶段时去投钱，而是在“黎明前夕刚刚看到曙光的时候”选择进入，中国的医药行业，恰恰到了这样一个阶段。
“强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将为老百姓带来巨大的医药消费能力，因而释放以前被压抑的医疗需求。预计未来10年政府全国卫生投入将增加4.6倍。预计到2016年全国的卫生总费用将达到34，306亿元，约占2016年GDP的比例为8.2%。2006～2016年10年全国卫生费用整体上将增长2.5倍（年均约增长13.5%）。伴随着个人支付比例的大幅下降，政府投入绝对值未来10年将从2006年的1700多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12，000多亿元，政府投入未来10年将增长4.6倍（年均增长18.8%）。”该人士对未来充满乐观。
“我们在等待医改方案和具体配套措施的出台，同时积极做好相关的准备。目前公司已经收购了几家企业的医院。希望在今年，我们可以放开手脚办二甲、三甲医院，满足本地高端的骨科医疗市场。”一位医药企业集团老总告诉记者。
钱,该怎么花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提出：过分强调“补供方”，有可能造成医疗机构的“低效率”；过分强调“补需方”，有可能导致医疗服务费用的不合理上涨。
在2008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陈竺公开表示医改指导意见和配套文件已经基本完成，配套方案包括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卫生产业的规范与优惠政策及医院管理体制改革等近10个配套文件，以确保医改目标在各领域细化落实。
在翘首等待相关配套文件出台的同时，业内也在积极讨论，政府应该加大多少财政投入，应该投向何处。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向媒体表示，“最重要的还是要根据政府的职责”。对于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政府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与义务，就决定了政府财政的投入对象与程度；同时，政府财政的投入程度与分配的状况，也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医疗卫生政策的优先度。
钱该怎么分
政府的医疗卫生政策的优先度，体现在政府对医疗保险的负担比例，对不同的医疗卫生机构的定位以及管理的模式，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定价等方面。这些都能体现出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参与方式与程度。
廖新波说，首先，政府需要承担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医学教育和高度医疗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等方面的基本费用；其次，政府需要支付医疗保险制度中按比例承担的部分费用；再次，政府需要提供多层次、可供选择的医疗卫生服务的建立所需的政策环境，尤其是在针对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方面，提供优惠的政策；最后，还可以通过对个人所得税方面的调控手段，鼓励更多的人利用民间的医疗保险。
同时，各级政府应当在充分认识各自职责的基础上，明确各种医院的定位与管理机制，规划各种层次的国立医院、地方公立医院、营利性医院之间的合理比例、规模与配置，确保国立医院、地方公立医院的有效运转与医疗卫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从医院的性质、公益性的高低，对社会所应承当的职责与任务及其贡献的大小，来决定医院应当享受的优惠政策的幅度、应当得到的财政支持与补贴的幅度，是公平合理的。在决定医疗卫生服务的价格体系方面，也应当相应体现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自主定价的不同作用。完全由政府财政负担的采用政府定价，政府在医疗保险中按照一定比例负担费用的采用政府指导价，政府财政不提供补贴的采用自主定价的方式是比较合理的。
“补供”“补需”须协调
政府通过财政拨款支付维持国有、公立医疗机构运转的成本，这些医疗机构则按政府的要求，给消费者提供低价的服务属于“补供方”。廖新波认为，单纯强调“补供方”并不现实，“近年来医疗技术的进步与医疗成本的大幅度提高，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水平，低价医疗很难实现”。同时，过分地强调“补供方”有可能会造成医疗机构的“低效率”。
廖新波同时也指出不能过分地强调“补需方”，即政府通过社会保障机构，向各类医疗服务提供者购买医疗服务，这需要政府和消费者一起对各类医疗服务提供者进行监督。廖新波认为，医疗问题的专业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在选择医疗服务过程中的医生作用的特殊性与不可替代性，对医疗卫生服务费用的最后支出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补需方”并不能消除医疗信息不对称的负面效应，甚至可能导致医疗服务费用的不合理上涨。
“政府应根据自己的职责定位，按照国情与卫生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合理地进行‘补供方’与‘补需方’的财政投入，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效率与人民在这方面的满足度。”廖新波说，政府身兼数职，既是公立医疗机构的开办者，又是医疗行业的监管者、医疗保险制度中的支付者。今后，如何顺利实现政府对医疗机构的管办分离，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